摘要：生態科學等自然科學對生態整體性規律的揭示和人類對工業文明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反思，是作為理論形態的生態文明思想產生和發展的自然科學基礎和社會歷史基礎。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西方綠色發展思潮、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在相互影響、相互質疑和相互批評中產生和發展，構成了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嬗變邏輯和發展的整體圖景。這四種類型的生態文明理論在理論基礎、價值立場和理論性質上的區別，不僅使得他們對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與爭論，而且也決定了他們對生態文明本質的不同理解和解決生態文明理論內在矛盾問題上的不同思路和路徑。他們的理論探索的價值和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必須首先闡明生態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相容性，明確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在此基礎上，應當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思想為指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的有機統一，立足于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科學地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實現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實然維度和應然維度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生態文明；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

生態文明思想廣泛地存在于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但學術界一般把美國學者奧爾多·利奧波德在1949年發表的《沙鄉年鑒》一書看作是理論形態的生態文明思想誕生的標志。在《沙鄉年鑒》一書中，利奧波德以生態整體性規律為基礎，要求樹立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人類之外的自然所形成的“大地倫理學”，被美國學者羅爾斯頓和挪威學者奈斯進一步發展成為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基礎的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人類中心論者通過回應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批評而形成了西方綠色發展思潮；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和西方綠色發展思潮雖然存在著諸多分歧和爭論，但其共同點都是從生態價值觀入手，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他們的這種做法受到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他們要求從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性價值體系兩個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文明理論的研究經歷了從引進和借鑒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到獨立自主探索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發展歷程，形成了在學術界不同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并使生態文明理論研究的學術話語和政治話語、生態文明理論研究與生態文明建設逐漸實現了有機統一，不僅在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這個原創性的概念，而且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本文的目的在于通過揭示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的嬗變過程及其對生態文明理論內部矛盾的解決，探討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方法論和可能路徑。

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的產生與發展既與生態科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密切相關，也與人們對工業文明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的反思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追求密切相關。生態科學、量子力學等自然科學的產生和發展顯示了整個世界的相互影響和普遍聯系的有機關系，突破了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形成了以研究整個世界的關系、關聯為主題的生態哲學。生態哲學的興起使人們開始用完全不同于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眼光看待世界，為生態文明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在如何處理人類與自然關系問題上，人類大致經歷了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前工業文明階段到和自然處于嚴重對立的工業文明階段的發展歷程。在人類發展的前工業文明階段，盡管也存在生態環境問題，但這種生態環境問題還處于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內，人類與自然依然處于和諧共處的階段；工業文明的發展和“二戰”以后全球性的“發展熱”使生態環境問題呈現出整體性、全球性的發展趨勢，人類與自然處于嚴重的對立狀態，成為危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人們對工業文明發展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的反思成為生態文明理論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

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是通過批評工業文明所信奉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追求無限增長的發展觀，建立起了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拒斥技術運用與經濟增長的穩態發展觀。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批評又引發了人類中心論者的反思和回應，他們一方面強調談論生態問題離不開人類的利益和愿望，并因此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進行辯護，另一方面又認為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要求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應當得到滿足，忽視了人類作為地球生態系統進化的頂點，應當承擔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責任和義務，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人類專制主義”和“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問題不在于要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身，而是要把“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為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的“弱式”人類中心主義，通過技術革新、經濟增長和制定包括獎懲和預防機制在內的嚴格環境制度，生態危機就可以迎刃而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反對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和西方綠色發展思潮脫離社會制度維度，把生態危機的本質簡單地歸結為生態價值觀問題的做法，其共同點是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窮人受生態危機的危害最大，現代性價值體系進一步強化了生態危機。所不同的是，有機馬克思主義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之后，把理論重點放到了分析和揭示現代性價值體系所鼓吹的自由、平等、正義觀念的虛幻性，批判人類例外論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社會盛行的消費主義價值觀，主張通過有機教育，培育有機思維和共同價值觀，主張通過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地方生態自治和混合制經濟相結合的基于共同體利益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來解決生態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展開生態批判的基礎上，展開對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批判和技術理性批判，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態”的命題，指出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性質決定了價值觀和技術運用的社會效應，進而反對生態中心主義和西方綠色發展思潮抽象地談論生態價值觀和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的做法，不僅揭示了在資本物欲至上的價值觀和生態不正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異化為資本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必然性，而且揭示了建立在資本所制造出來的服從于資本追求利潤和政治統治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必然會進一步強化生態危機，強調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就在于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消費主義價值觀，建立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樹立勞動創造幸福觀，建立與古典經濟學和資本沒有關系的真正代表集體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或反對資本主義社會顛倒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新型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才能使技術進步、經濟增長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

西方上述四種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在如何看待生態危機的本質與解決途徑、應當樹立何種生態價值觀、應當如何看待技術進步、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等關系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與爭論，這種分歧與爭論和他們秉承的不同的理論基礎、不同的價值立場和不同的理論性質密切相關，本質上反映的是他們如何看待和處理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依據生態文明理論的服務對象和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把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歸結為地方與特殊維度和全球與普遍維度的矛盾、實然維度和應然維度的矛盾。所謂生態文明理論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指生態文明理論是服務于特殊人群，還是服務于人民群眾；所謂生態文明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指以追求生存為導向，還是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都力求解決上述矛盾，但由于價值立場和理論性質的缺陷，他們都沒有真正解決上述矛盾。分析他們解決上述矛盾的思路和理論得失，對于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不同的理論基礎、價值立場和理論性質決定了西方生態文明理論與綠色發展思潮之間的理論分歧與解決生態文明理論內在矛盾的不同思路和路徑，具體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理論基礎的不同決定了四種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是主張從社會制度維度，還是主張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來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借助生態學科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態整體性規律而形成的割裂自然觀與歷史觀辯證統一關系的抽象生態哲學，要求樹立有機論和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并把人類看作是生態系統中普通的一員，把自然凌駕于人類之上，以貶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方式追求生態系統的和諧；西方綠色發展思潮的理論基礎是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其根本目的是主張通過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科學技術這一中介控制和支配自然，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管他們之間在具體理論問題上存在著爭論和分歧，但其共同點是主張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從社會制度的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以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為理論基礎，強調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應當從制度批判入手，考察人類與自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是如何中斷的，并要求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消費主義價值觀，建立以滿足窮人基本需要為目的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解決生態危機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同發展；有機馬克思主義則以懷特海后現代過程哲學的關系實在論為理論基礎，要求摒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通過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樹立有機思維、自然價值論和共同體價值觀，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來消除生態危機。

第二，價值立場的不同決定了上述四種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的不同理論目的。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雖然力求解決生態系統整體的穩定與和諧這個全球維度的問題，但是其解決的途徑卻是把維系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和諧和人類追求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對立起來，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歸結為保護人類實踐之外的“荒野”，其結果導致了貶損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的激進環境保護運動，因而他們也被工人階級看作是“禁欲主義者”。他們之所以秉承上述觀點，是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力高度發達和社會財富極大豐富，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已經完全解決了生存的問題，并基于地球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忽視發達國家貧困人群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希望通過發展消除貧困的權利和要求，希望維系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和審美趣味的基礎上，本質上是一種忽視和否定人民群眾生存權、發展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特殊維度的生態文明理論。西方綠色發展思潮標榜他們所信奉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代表了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并把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看作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基礎與前提，這代表了生態文明理論的普遍維度。但問題在于其理論目的是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自然條件，把生態文明的本質歸結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不僅把環境保護的責任強加在人民群眾身上，而且他們所追求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而是為了維系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要求。這不僅意味著他們所謂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服務于資本利益的“階級中心主義價值觀”，而且也決定了其理論本質上是否定人民群眾需要和以追求資產階級生活質量為導向的。有機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要求通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市場社會主義社會或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來解決生態危機，使窮人免受生態危機的傷害，是以滿足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生態文明理論。但是有機馬克思主義卻否定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把生態文明看作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這就必然使其以窮人為中心的目的流于空談而無法真正實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復強調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是建立在以滿足窮人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的，并強調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必須避免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滿足于生態價值觀的變革和地方生態自治，看不到任何地方性生態問題都與資本的全球化運動密切相關，也反對綠色發展思潮力圖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范圍內通過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解決生態危機的做法，指出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范圍內所謂技術進步不過意味著資本對自然的剝削進一步升級，所謂經濟增長只不過是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強調應當把生態運動引向激進的階級運動，并提出必須把“地方性思考”與“全球性行動”有機結合起來的途徑。

第三，理論性質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如何處理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和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生態中心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是后現代主義性質的生態文明理論；西方綠色發展思潮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現代主義性質的綠色發展理論和生態文明理論。之所以說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在理論性質上是后現代主義的，是因為他們所主張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是從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科學規律中直接推出來的，被質疑這種做法混淆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存在論與價值論的區別，無法保證其理論的科學嚴密性和普遍性。為了回答上述質疑，他們又借助人的直覺和道德境界的提升，通過提出“生物圈平等主義”和“自我實現論”來回應上述質疑，這種借助人的直覺和道德境界提升的方式論證理論的科學嚴密性與普遍性的做法必然會陷入相對主義和神秘主義。同時，生態中心主義基于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技術過度膨脹的批判，既以貶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方式來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和諧，又從批判技術過度膨脹走向了批判科學技術本身和反對經濟增長的理論結局。他們這種反人類主體、反科學、相對主義、神秘主義和對物質主義的拒斥與后現代主義哲學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是由于其理論的后現代性質，生態中心主義主張通過拒斥科學技術和經濟增長來解決生態危機；有機馬克思主義是以懷特海后現代過程哲學為理論基礎的，這使得有機馬克思主義把文明看作是對自然的疏離，工業文明的發展造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和危機，并由此把生態文明看作一種后現代文明，強調生態文明必須是拒斥現代技術的本土的和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西方綠色發展思潮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肯定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意味著他們的理論是現代主義性質的。但是與西方綠色發展思潮肯定的技術是技術理性，肯定經濟增長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肯定的技術恰恰是擺脫技術理性支配下的技術，是建立價值理性與技術理性有機統一的技術，并把經濟增長的目的定位于滿足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的基本需要。

正是由于理論基礎、價值立場和理論性質的差別，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不僅在如何理解生態文明本質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而且也以不同的思路和路徑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從對生態文明本質的理解看，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忽視和否定發達國家貧困人群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生存權與發展權，拒斥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或者把生態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所謂和諧的生存狀態，或者理解為保護人類實踐之外的“荒野”；西方綠色發展思潮則把生態文明的本質理解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有機馬克思主義把生態文明理解為拒斥現代技術的自足自給的農耕經濟，并把中國傳統的農耕經濟看作是生態文明的體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強調生態文明是超越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態，是利用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通過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使人們到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異化消費中尋找滿足和幸福，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同發展。從對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的路徑看，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雖然提出了維護生態系統整體穩定與和諧這個生態文明理論的全球性維度的問題，但其卻是以否定和忽視發達國家貧困人群和發展中國家生存權和發展權，維護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既有的生活質量這種方式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不懂得一旦人們無法滿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時候，人們就必然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追求生存，這就決定了其維護生態整體穩定與和諧的目標必然無法實現，并把維護生態整體穩定與和諧歸結為保護人類實踐之外的“荒野”，反對人類任何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為，這就決定了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在實踐中只能淪為保護“荒野”的倫理話語和激進的環境保護運動；西方綠色發展思潮通過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內涵的闡發，把自己裝扮成代表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全球維度的生態文明理論。但問題在于其理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解決生態危機，而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自然條件，實現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這就意味著他們所說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質上是“資本中心主義價值觀”“階級中心主義價值觀”，他們所追求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其理論本質上是維護資本特殊利益的綠色資本主義理論。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性價值體系是生態危機根源的同時，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和價值歸宿定位于滿足窮人的需要，是一種以窮人為目的的生態文明理論，其生態文明理論的全球維度主要體現在把整個世界看作是有機聯系的整體，把維系生態系統整體的和諧與滿足窮人的基本需要作為其理論目的。但是問題在于，一是有機馬克思主義把整個世界看作是不同層次的共同體構成的整體，如何保證不同層次之間共同體以及這些不同層次的共同體與整個生態共同體之間的和諧，是有機馬克思主義無法解決的理論難題；二是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可看作是脫離全球化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無法真正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全球維度和地區維度的辯證關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雖然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態”的命題和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但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同樣也無法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這是因為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著秉承以“生產條件”概念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奧康納陣營與秉承以“物質變換裂縫”概念為核心的哲學研究范式的福斯特陣營之間的爭論。前者不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只具有潛在的生態學視域，只有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展開重構，才能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分析生態問題的工具，而且強調生態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重矛盾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并由此把理論重點轉向了對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構上；后者則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生態唯物主義，生態危機的本質表現的是人與自然矛盾所造成的生存危機，并把理論重點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挖掘和整理上。原本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應當有機結合，才能既揭示生態危機產生的具體機制，又把解決生態危機看作是人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但奧康納陣營和福斯特陣營卻因為無法達成共識而展開激烈的爭論。因此當全球氣候問題這個更一般的生態問題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或者缺乏有效的理論工具分析氣候問題產生的具體原因，或者缺乏從人的生存這一本體論維度分析解決氣候問題的價值與意義，導致其在理論上逐漸走向衰落。

總的來看，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和西方綠色發展思潮是忽視人民群眾生存權和發展權，追求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生活質量導向的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理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是追求窮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生態文明理論。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的嬗變和解決生態文明理論內在矛盾的思路的價值和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為指導，立足于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轉換的具體國情，在吸收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積極成果的基礎上，一方面把如何推進綠色發展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作為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實然維度；另一方面應當從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推進人類的自由解放這一視角，把如何推進全球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應然維度，辯證地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

我國生態文明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對西方環境思潮的引進與評介，伴隨著對西方環境思潮研究的深入和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我國學術界不僅出現了認同生態中心論、人類中心論或歷史唯物主義等多種理論譜系并存的生態文明理論研究，而且圍繞生態文明與工業文明關系的研究形成了對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和補充兩種主要觀點。“生態文明”第一次進入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的文件中；第一次進入黨的文件是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黨的十八大報告從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這一目的出發，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美麗中國建設的奮斗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不僅強調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且提出了生態文明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我們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新格局”的要求；在2018年5月18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從突出加強黨的領導，加快構建生態文化體系、經濟體系和制度體系等在內的生態文明體系建設和打贏污染防治戰的要求的維度，對如何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應該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并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之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我們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生態文明”不僅成為中國學術界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流行的概念，而且生態文明理論研究也成為學術界的顯學。如何從學理上構建和闡釋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是學術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建構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前提在于必須首先闡明資本主義社會最多只存在為了保護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其本質是與生態文明不相容的，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能真正展開生態文明建設。如果我們把1949年利奧波德發表的《沙鄉年鑒》一書看作是作為理論形態的生態文明思想的誕生的話，“生態文明”這一概念則是在1978年德國學者費切爾在《論人類生存的環境：兼論進步的辯證法》一文中明確提出的。他是在評論如何看待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社會進步觀這一問題的爭論時指出技術進步具有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兩種屬性，要避免技術進步的消極意義就必須破除忽視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保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性，追求物質財富無限增長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信念，建立一個人類與自然共同進步和生態平衡的社會。1995年美國學者莫里森在《生態民主》一書中進一步從文明形態發展的視角，把生態文明規定為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并強調生態文明既要求以可持續和動態平衡的觀點來看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指出生態文明實際上意味著實現工業文明生活方式的變革對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重要性，并強調生態文明應當建立在民主、平衡與和諧三大支柱上。雖然作為理論形態的生態文明思想和生態文明概念在西方最先產生，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由此導致了除有機馬克思主義明確使用生態文明的概念之外，生態中心主義者一般使用“保護荒野”，西方綠色發展思潮一般使用“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等概念，而不使用生態文明的概念。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的不相容性，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屬性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作過系統分析。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的不相容性，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主要體現在他們的“兩個和解”的思想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則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態”的命題和對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建上。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于推進生產力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進步意義，但同時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必然造成人與人的異化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的裂縫和中斷，解決上述矛盾就必須通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能夠合理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共產主義社會，從而實現“兩個和解”。所謂“兩個和解”是指人類與自然的和解及人類與自身的和解，這一思想是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兩部著作中明確提出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書是恩格斯寫于1843年年底至1844年1月，并于1844年2月發表在馬克思與盧格主編的《德法年鑒》上，該著作明確提出了“兩個和解”的思想。該著作立足于無產階級的立場揭示古典經濟學的自利本質，指出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全部利己的論辯只不過構成人類普遍進步鏈條中的一環。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過替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轉變，即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開辟道路”。馬克思則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揭示了私有制和分工所造成的異化勞動現象，強調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和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是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統一，是人類與自然界、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兩個和解”的思想強調的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的前提是既要求消除人類和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又要求變革不合理的社會關系。基于上述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不僅造成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工人生存環境的破壞和身心健康的損害，而且通過資本的殖民活動和資本的空間生產對落后國家自然資源的掠奪，使得生態問題呈現出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并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最終必然造成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的裂縫和中斷，這就決定了要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并進一步指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合理協調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同發展；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為指導，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與其自然條件的“第二重矛盾”、資本的本性、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資本運行的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態危機發生的必然性，不僅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態”的命題，而且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存在為了把自己的產品裝扮成綠色商品，獲得超額剩余價值和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建設，只有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把生產目的定位于生產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實現生產目的的正義，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和展開生態文明建設。總的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與生態文明是不相容的，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不是為了生產使用價值，而是生產交換價值以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另一方面，資本的本性是無止境地追求利潤和實現自我增殖，“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和資本的本性，決定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和自然都不過是資本追求利潤的工具，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物本”至上的反人性和反生態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結局必然是資本宰制人，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嚴重對立的畸形和片面的現代化。

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由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所決定的。從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想維度看，人類文明的理想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類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使人類文明發展呈現出多樣性與統一性的辯證關系，并從與人的關系維度具體展現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程，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維度具體展現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生態文明正體現了人類對工業文明的發展所造成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反思，以及對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理想追求。從社會主義的理想看，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通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而且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發展規律，以“兩個必然”的命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性，強調只有揚棄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并把共產主義社會規定為合理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生態型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并由此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總體布局經歷了從“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十八大以來的“五位一體”的演變。十八大以來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不僅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基礎和戰略地位，而且要求“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只有立足于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屬性這一高度，我們才能摒棄那種把生態文明建設看作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權宜之計的思想和做法，實現發展觀念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換。

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還必須立足于中國國情，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為理論基礎，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有機結合起來，科學地解決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地區與全球維度、實然與應然維度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雖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也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我國依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只不過長期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和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要求我們轉換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把發展的重點放到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續的問題上，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首先應當是追求發展和以生存為導向的生態文明理論，從而作為一種發展觀起到推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作用，構成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地區和實然維度。同時，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關系到民族國家和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而且是關系到人類和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這就要求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應當具有推進全球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和應然維度，實現中國生態文明理論全球與地方、實然與應然維度的有機統一，解決好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必須在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思想的基礎上，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有機結合起來。歷史唯物主義在人和自然關系的問題上，一方面堅持人類和自然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具體的歷史統一關系，另一方面又強調人與人關系的性質決定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這就決定了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必須從分析人與人的關系入手，并把協調好人與人之間的生態利益關系看作是解決好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和前提。歷史唯物主義在探討生態問題上不僅堅持歷史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而且還堅持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的有機統一。正是借助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是如何造成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中斷的生態危機以及使生態危機呈現出全球化發展趨勢；正是借助哲學研究范式，歷史唯物主義提出了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建立一個能夠合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能夠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應當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哲學研究范式有機統一起來，既運用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揭示生態危機產生的社會制度與生產方式、發展理念與發展方式和組織各種勞動要素的體制等具體根源，堅持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探尋解決生態危機和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途徑；又運用哲學研究范式從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本體論維度，探討解決全球生態危機和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可能途徑。

【引用格式】王雨辰：《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嬗變與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構建》，《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3-23頁。